曾幾何時... ...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我開始為那... ...
為那、曾經犧牲過、奉獻過... ...
消逝而去的青春... ...
開始有怨有悔，開始深深的感覺『不值』！
　

● 異議罪行化

跑新聞十多年，跑過不少集會遊行、政治抗爭、街頭運動的場景，從來，沒見過這麼多的暴力。是抗爭者的暴力水平創新高？不。高雄事件不必講了，就算從民國七十七年「520」農運開始，頭破血流的，十九是警察。曾幾何時，頭破血流的已經成了民眾。

突然想起知名異議人士克萊恩（Naomi Klein）一本社運實務的作品「破窗」，書中痛陳，全世界政府面對街頭運動都一個德行：事前醜化、抹黑，臨場言行挑釁，先麻醉怕事的中產輿論，取得「動粗」的正當性。

納歐蜜強烈質疑當權者尤其擅長透過「民主機制」，進行司法（合法性）與輿論（正當性）的雙重運作，將「異議罪行化」。打擊「異議罪行」的手段也越來越一致。

第一：用恫嚇伎倆「先發制人」，削弱對抗爭活動的顯性支持力量。

第二：「把警察暴力正常化」，越打越順手，鎮暴者以黑幫式的集體施暴手法自我除罪。

第三：抹殺公民不服從與暴力犯罪的區別，誇大抗爭行動的邪惡性、恐怖性、持續性。

第四：利用抗爭者立場與路線的矛盾，從內部各個擊破。納歐蜜說：「在全球化的時代，政治本身成了一個城門深鎖的族群，需要更多的防禦與殘暴才能正常營運。」

過去幾年，台灣最深刻的問題應該是「階級」。但表現在政治上的， 卻是「省籍、黨籍、國籍」三籍合一的對抗。從「313」、「327」到「410」，執政者一路大勝。中產為主的在野力量呢？  套句納歐蜜的話：「在壯觀場面下進退維谷。」 【2004.04.11 中時晚報，中晚時論，唐湘龍】
　

為什麼：天空是灰的？ 總統府彷彿隱身在黑幕裡？

● 請釋出「愛台灣」的專利權

弭平各族群不安，化解日漸升高的族群對立，不僅是民進黨作為執政者的道義責任，更是有效管理台灣，長期執政必須致力的課業。

「本土化」、「愛台灣」是民進黨賴以起家的核心價值，雖然這些價值確定了台灣的主體性，肯定台灣文化的尊嚴，但在這些價值論述，被民進黨發展到極致後，卻形成了壟斷與專利，愛台灣與否，也被操作為是否支持民進黨的指標。壟斷的氣氛不斷發酵後，形成不支持民進黨的人，就被視為不愛台灣，進而連對土地與國家的忠誠都被質疑。

民進黨的領導人或許無意於把反對者打入「不愛台灣」的黑牢，但這種肅殺與決絕的氣氛卻無所不在，特別是具有本土意涵的人物，更不被允許與國親合作，如明華園的孫翠鳳公開挺連宋，第一個被質疑的是她的外省背景，演員澎洽洽有意訪問連戰，也同樣遭到極大壓力。

隨著台灣意識成為台灣社會主流，擁有「台灣專賣權」的民進黨也水漲船高，不但掌握政治主導權，更主導了文化詮釋權，充滿長期執政的可能，但另方面，台灣社會卻是傷痕累累。得勢者固然志得意滿，但另一群人不但要承受失敗的苦果，連對台灣的感情與認同都被剝奪。

民進黨固然可以透過掌握本土論述的制高點持續執政，但如果不能釋出「愛台灣」的專利權、不能接受愛台灣與支持民進黨，沒有必然關係，台灣族群間的撕裂將永遠沒完沒了，台灣將一直是一個分裂的房子，這樣的房子是不穩定、不安全的；如果不能化解裂痕，這樣的執政者是不負責任，也對不起台灣。【2004/04/18 聯合報，劉寶傑】

● 挑撥族群意識的不歸路

光看連民進黨一些形象牌公職都忙著修理、挖苦沈富雄，不難想見在可預見的未來，族群議題仍會是無可取代的毀滅性武器。平日也許還略知節制，到了選舉，就以各種偽裝面貌登場殺戮。何況，在一些民進黨人看來，這個武器就算綠軍不用，也有藍軍會用；就算民進黨不用，還有台聯用。既然如此，民進黨怎能先棄而不用。

對政客而言，只要族群議題有利打垮對手，就沒有道德包袱，即使自己不出手，也有打手代勞；不用族群這麼直接的概念，也還有愛與認同這些表面上充滿正面意義的字詞可用；甚至口口聲聲說不要挑撥族群意識，也可以是一種喚醒對立的手段。

期待政客基於道德意識而放棄顯然有效的武器，未免太不實際，尤其這些年來族群對立的火苗已被刻意點燃，雖然許多人希望或假裝以為時間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但是台灣恐怕無法不為自己的愚行付出相對代價。

其實無論用省籍或認同為區隔族群的界線，都是強迫某一部分人放棄自己的歷史情感與思考判斷的空間。一旦壓力大到讓有被壓制者新生恐懼與憤怒，認為已經脫離民主競爭範疇，而淪為民族對抗，既有的遊戲規則就失效了，任何手段都將以革命之名除罪，出走、背叛也可以誆稱是以不義報復不仁，道德感價值觀都將崩潰。台灣雖然還沒到這一步，卻也有那麼點味道了，但對政客而言，最壞的狀況既然還未出現，就形同不存在。而且誰示警，誰就是唱衰，就是不愛台灣，就是不認同這塊土地。【2004.04.19 中時晚報，馬維敏】
　

為什麼：執政者持綠旗，在野者持國旗？

沈富雄談國會減半，提出一個頗饒意趣的比喻。他說：對於國會改革，民進黨好像把厝內的椅子、桌子、衣櫥都可以當作木柴拿去燒。燒了之後，爐子未必熱；但等到事情過後，家具已經一無所有。

沈富雄是在比喻國會減半修憲案，但這個比喻亦頗能形容經歷這次總統大選的陳水扁團隊。選舉期間，似乎已將太多重要的家具當作木柴拿去燒；如今，陳總統倘若以不到三萬票險勝，也只是勉強保住了一只半溫不熱的爐子，但重要的家具卻皆已嚴重焚毀。具體而言，陳總統在下屆任期所面臨的國家品質與社會條件，顯然更不如本屆。

首先，這個社會已因這次選舉而嚴重分裂，且分裂的層次，顯然是在國家認同的最高層次。選舉結果顯示，在選季持中華民國國旗的近半公民輸掉了選舉，而在選舉場合滿目皆綠、看不到一幅國旗的另一半人民贏得了選舉；試問，執政者持綠旗，在野者持國旗，這個國家將如何運作下去？

選舉結果亦顯示，綠色公民的台獨意識更加顯化與深化；這對於陳水扁政府究竟將是資產或負債？倘若陳總統果然要實踐其承諾，進行「制憲公投」，甚至回應李登輝的「正名建國」，實難預料這個社會能否承受得起。若借用沈富雄的比喻，這場選舉可說是燒毀了中華民國這一把椅子，卻似乎未必能熱起台灣共和國的那只爐子；情勢誠是萬分險惡。

其次，透過高妙的民粹手段，綠營的社會支持也出現轉變。較顯著的變化是在高齡、低教育水準、低社經地位及傳統社區的支持者在「數量」上增加，卻使社會支持度在「質」的方面出現了結構性的傾斜；也就是說，在都會、軍公教及北部國家心臟地帶的支持度較弱。這樣的政權，勢必不易成為國家社會的前導，且當社會的前導部門對於政權失去信心時，甚至出現認同危機時，整個社會就不易維繫。畢竟，民粹的燃料不能燒熱理性的爐子。

在大選中成為政治燃料的社會資產，尚不僅以上所述。例如，「總統公投」原是法律賦予總統維護國家利益的神聖手段，卻被運用為選舉籌碼；最後，所謂「第一次」的「總統公投」，竟然雙雙遭到否決。這豈不是拿憲政公器當個人的選舉薪柴？再如，公投綁大選，在選務上極盡扭曲之能事，更徹底妨害了秘密投票的憲法原則。這也是拿選務中立的神聖原則當作政治燃料。經歷此次大選，這類破壞公義、成就私益的情事極多，皆是「利一時而傷永恆」，顯然是得不償失。

另如，發動公投，宣示制憲，雖能激盪選情，卻不啻已將辛苦經營了半世紀的國際信任毀於一旦；更遑論經過此一轉折，兩岸之間的猜忌恐已更難修補。類此種種，不都是沈富雄所說的燒椅子熱爐子的「短線操作」？

尤其令人遺憾的是，將「制憲正名」的台獨意識等同於「愛台灣」的台灣意識；又將應當整合國家的總統角色，扭曲成分裂國家的政治私器。不啻猶如索羅門王寓言中主張切開嬰兒的那位母親，陳總統的手中，現在似乎正是捧著被切成一半的血淋淋的台灣聖嬰。

在過去四年，陳總統向國旗敬禮，高呼中華民國萬歲，甚至還曾遙祭黃陵，皆在努力整合國家認同；詎料，經過此一選舉，卻將這個國家分裂成一場綠旗與國旗的政治內戰。如今，儼然演成「執政者持綠旗、在野者持國旗」的局面，真不知這個國家要如何走下去？陳總統必須認真思考：拿國旗當薪柴，能燒熱這口綠色的爐子嗎？【2004/03/26 聯合報聯合，報社論】

為什麼：就算是清白無瑕，大家還是會不相信呢？

● 陳水扁必須坦然無懼地面對真相

在要求公開驗票、調查319行刺案的群眾示威抗議七天七夜、50萬人群集總統府前要求「拚公道、救台灣」之後，陳水扁終於憤怒地做出了回應，同意配合國親陣營於再度提出選舉與當選無效之訴後，立即展開全面驗票，並願意今天無條件與連宋二人會面。七天來泛藍選民的要求終於部份獲得正面回應，在總統府前抗議的群眾也於國親高層的喊話及優勢警力的強制驅離之下，退出現場，轉移到中正紀念堂廣場繼續合法抗議。中華民國半世紀來最大規模的一次抗爭行動至此也局部告一段落。

從連戰先生於計票結束之後憤怒地譴責選舉不公、主張選舉無效開始，我們已憂心台灣社會將陷入混亂局面，政府的運作、經濟的景氣都會受到猛烈的衝擊。我們也在第一時間呼籲陳水扁回應連先生的要求，立即展開全面驗票與公開調查行刺案的行動，認為唯有如此，才能讓癱瘓全社會的抗議活動迅速止息，國家的運作與人民的生活才不致付出昂貴的代價。可惜當政者對此全然置之不理，七天來做了許多負面的譴責、指控，不但無濟於事，反讓群情更為激憤。

我們從一開始就確知，要求驗票與調查行刺案的行動，在未達目的前是難以壓制的。其理由十分簡單，因為勝負的差距僅達千分之二，實在太過微小，在先進國家的成例本即要求全面驗票以昭公信；行刺案的時機與情節太過湊巧，對選舉結果又產生足以決定勝負的影響，啟人疑竇之處俯拾皆是，導致泛藍選民對行政部門的高度懷疑；再加上選前陳水扁過度操弄公投議題與舉行方式，使選民情緒緊繃，同時中選會的形象於再三反覆不定的舉措下摧殘無遺；凡此種種都賦予驗票與調查行刺案十分充分而正當的理由。

如果確知驗票與公開調查行刺案是無可逃避而且理所當然的，掌握公權力者理應明快而果決地迅速採取具體行動。但是從20日週六晚上，到27日週六傍晚，如此漫長的時間裡，面對總統府前夜以繼日、櫛風沐雨的數千抗議群眾，陳水扁選擇沈默、迴避與等待，全社會因而付出昂貴的成本、承受巨大的衝擊。我們推想，之所以如此，一個可能的原因，是陳水扁認為一向欠缺抗爭經驗的泛藍群眾必然無法長久堅持，會禁不起寒風苦雨的吹襲而自動散去，則泛藍力量將兵敗如山倒，從此潰不成軍。也可能他私忖，即使這些群眾會堅待數日，但群眾運動最易失控，一旦造成暴力事件，衝撞社會，造成流血衝突，泛藍的形象亦將大壞，成為社會譴責、唾棄的對象。我們最不願見到的一個可能原因則是，選務工作果有瑕疵，行刺案別有內情，兩者一旦公諸於世，可能引發嚴重的後果，因此必欲遮掩到底。陳水扁於抗議七天後的中外記者會中也理直氣壯地強調：他沒有作票，為何要怕驗票？他同意全面驗票正是誠意與坦然的表現。我們所不能理解的是，在整整七天之中，誠意與坦然何以全未顯露，反而只見處處抵制與阻撓？

陳水扁目前的誠意與坦然仍然為德不卒，因為如果行刺案別無內情，為何要怕由超然公正的調查委員會接手調查？我們相信在今天的面會中，連宋兩人必會重提此一要求，若仍然不獲回應，則抗議行動之再起，恐難避免，而台灣社會的動盪，亦難有寧日。

在全面驗票無可避免地展開之後，全社會將陷入觀望等待的氣氛中，無法正常運作。驗票若發現部份瑕疵乃至作票行徑，但其結果只是進一步縮小差距但未改變勝負結果，泛藍選民應會接受；但重點即移往行刺案的調查，群情激動仍將難以遏抑。若驗票後勝負差距縮至極小但選舉結果翻轉，連宋獲勝，我們非常擔心泛綠的群眾無法接受而以更激烈的手段全面抗爭。屆時我們所見到的恐怕不是七天來總統府前理性的抗議活動可以比擬的衝突場面。這是所有的公部門都必須高度警惕的。

行刺案的公正調查才是壓軸大戲。如果經歷了驗票的考驗，扁團隊也通過這一項嚴酷的考驗，整個大選爭議風波會在泛藍選民的理性自制下完全落幕。但若調查團隊果然發現今天坊間繪聲繪影的種種傳言並非空穴來風，則陳水扁恐怕不是辭職即能了事，其形象人格將毀於一旦，甚至將步上馬可仕倉皇出亡的後塵，而民進黨多年來以血汗拚來的名聲與榮譽也將成為陪葬，不知要再經歷多長的時間才能重起爐灶。這樣的後果對他們而言是無比殘酷而可怕的。

陳水扁面對如此可怕的結果，尤其需要表現出誠意與坦然，毫無畏懼地接受泛藍選民甚至其他心有陰影者的要求，因為他無可逃避也別無選擇，整個台灣社會也在等待此事早日落幕。 【2004/03/29 經濟日報，經濟日報社論】

民主的根基是憲法，執政者絕不能違憲。如果憲法被當成透明，那麼，即使話術再美麗，民主也早就崩壞朽爛，而且臭氣燻天。

這個執政者是不耐煩跟你講憲法的。明明掏出身分證一看，我們是中華民國人。稅是繳給中華民國，法律也是中華民國的法律。但這個國名，卻被執政者，操作成一個曖昧的，不方便提起的字眼。講太多次，還會被當成中共同路人，離通敵叛國的罪名不遠。

執政者用中華民國的資源，建構了推翻中華民國的氛圍。人民一步步退讓，先接受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繼而接受，我們必須推翻憲法，建構台灣獨立。更告訴我們，為了達成建國理想，掌權者的過錯和不義，都必須被忘記。而法律，更可以當成遊戲。所有的異議者，額頭都被蓋上，反台灣的印記。言論自由，不是監督政府，而是用來監督在野陣營。

民主國家中，政黨當然有權鼓吹任何政見，包括種族主義、台獨和去中國化。但一旦成為執政者，任何主張，只要違背憲法，都得乖乖放下。 因為執政者所言所行，不但要遵守憲法條文，更要合乎憲法精神。

如果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如果掌權者必須受憲法約束，那人民怎能允許掌權者，用中華民國的資源，去推翻中華民國？如果這是一個民主國家，人民怎能對執政者，違憲和違反人權的作為，善罷甘休?

當執政者公然說出，這次選舉，是台灣人對抗中國人。你知道，我們當然不是一個民主國家。

為什麼：平常乖巧，從不鬧事的公教人員要走向街頭？

你有「沒有說出口的憤怒」嗎？

遭受到一些你認為不合理、不公平的待遇，覺得非常不滿、好想要吶喊、或者是以行動來扳平你認為的不合理的事情，但是、到了最後、事情依然按照你所認為的"不合理"方向前進，而"上天"卻連個給你宣洩怒氣的出口都沒有。



如果你過去沒有這種經驗、至少這次，你可以看看，擁有此種經驗的人們的表現可以是怎樣。四年前，相信不是有很多人滿意是陳水扁上來執政，但估量著他就算是新手應該也不至於會做到多差、多可怕，所以就放著等四年。

但是隨著時間過去、經濟、外交、福利、生活品質通通都變差了，政府官員不該犯的笑話、應該辦而沒辦甚至還節外生枝或是被舉發的弊案一直都懸在那裡、為了拼選舉而做的眾多浪費公共資源的工程越來越多、這些看在人民眼裡，累積了四年下來就是在今年的320注定得群起以行動來表示憤怒的力量。

朋友戲稱的凱達格蘭園遊會（夜市、ETC），這是不同於泛綠一方的格調表現、大家的自動自發都不是在任何人的意料之中，只是因為大家都有了共同無法宣洩的憤怒、而這憤怒竟然有了這麼多人再響應，說實在話、該汗顏的是過去四年執政的人才對，不是嗎？

能夠把台灣弄成這樣、這麼多人的憤怒真的都是被泛藍的一方激起的？為什麼我們不能埋怨是執政黨先把人民搞得這麼憤怒的？難道我們不是他的人民嗎？難道這些日子以來我們的憤怒都是「不應該」的嗎？這累積了好幾年的憤怒！

特別是一場破綻百出的槍擊演出、在這麼多國內外專家都提出質疑的時候、我們會不對因為這槍擊而「獲利」的人感到憤怒嗎？特別是在我們忍了這麼幾年、快要到忍無可忍、沒有自殺只因為想到320還需要我們的一票就可以讓這些事情改變的時候、它並沒有改變的、「憤怒」。

我的朋友、我希望你在訕笑、嘲諷那些聚集於凱達格蘭大道上的民眾前，先想一想、我們這些人的憤怒背後，究竟代表了什麼。

城市文化  五十年來家國 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

 
台灣，怎麼會變成這樣？

● 龍應台，請你放過台灣，你那種「傳統」只是你個人（寫作）「生存」的必要，請讓我們台灣繼續「閉塞」，維持「內向性」不變，這樣才不會跟「中國」一樣！如果沒有親中國媒體的搗蛋，我們就能用我們台灣的特色吸引國際的注意，得到國際間政治文化的認同，這才叫做台灣已國際化。

● 台灣有根嗎？
漢人來了驅趕原住民
日本人來了壓榨大家
外省人來了又壓制本省人
民進黨來了反壓制外省人
無止無息地破壞得來不易的傳統

● 群來自世界各國的高中生夏令營，有一晚要表演各國傳統婚禮服飾。我就在想，台灣跟大陸會撞衫嗎？結果是大陸學生穿了傳統中國新娘服，而台灣學生穿了原住民的服飾，表演的是原住民的甩頭舞；那個當下，我愣住了……我對自己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的身份給搞糊塗了。

● 國際化難道只是政府的事
還是政府反而是國際化最大的障礙
在十分明顯的民粹主義下
政府掌握了媒體的「議程」
將許多垃圾文化訊息強行置入行銷到我們的眼睛？

● 我在學校教書
驚覺老師們的本土化速度比國際化速度更快
部分原因來自於對台灣化的高度支持甚至於對中國化的反感

我想... ...
這更是我們國際化的危機來源之一

● 我是一個在台灣土生土長／常住的外省人第二代。我的先生全家原是二二八以來自認有悲情因子的台南人，因為大陸開放，外商建廠大陸而前往他們認定殺豬拔毛假想敵的對岸上海；奇妙的是，敵意不再，國際視野大鳴大放，嚷著台灣太狹隘、太短淺，台灣的未來會被民進黨的教義給吞噬。

● 您這篇文章道盡了身為台灣中堅份子心中長長的無奈。我們家不看新聞，孩子不補習，不管九年一貫，只管待人接物，只希望他們能獨立思考……如何自救呢？好像除了自保以外，什麼也沒得做了。以前我很反對移民，現在我努力賺錢找機會離開。台灣之大，卻沒有我容身之地的感覺。很無奈，很難過……

● 朋友轉來您的文章，讀後鼻子發酸，只想找個沒人的地方，大喊幾聲。

● 我在美國長大，為了文化認同而選擇回到台灣；沒有想到，我回到了一個文化模糊的地帶……在美國時我有很多韓國朋友，他們很團結，以自己的文化為榮，篤定地認為自己代表韓國的未來。這種自我意識在台灣的青年人身上就完全沒有。台灣，台灣是什麼呢？我不是美國人，不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那麼，我是什麼呢？

● 拜讀您的文章，我有陣陣心酸湧上心頭，心酸於：我們為什麼會這樣？在朝者總是無力，眼明者總是在野。

● 我七年級。當我開始發現這個島嶼的人們逐漸在走向一種瘋狂的同時，我暗自躲在書齋裡，啃食一本一本的書籍，最後了解到我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的智慧和價值觀也要被殺伐扭曲……我們這一代人已經不太鳥政治也不太鳥新聞更無意關心遠方的他鄉正在發生什麼。誰關心什麼文化傳承，誰關心什麼社會是否更好？您的文章寫得好沒話說，我們看了也深表同意卻也深表遺憾——我們幾乎都未嘗試就直接選擇放棄了。不知這是否也算我們這一代的悲哀？

〈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二○○三年六月十三日「人間副刊」）一文發表十天之內，我收到近兩百封讀者來信，其中三分之一來自台灣以外的天涯海角。如果說，二十年前《野火集》的讀者來信是憤怒的，憤怒到想拔劍而起，那麼在〈紫藤〉的讀者來信中，幾乎完全看不見憤怒，多的是沈痛和無奈，無奈到近乎自暴自棄。最讓我心酸的是這一封，來自一個十八歲的青年：

台灣人有沒有根？
我覺得沒有根
我覺得很想哭
我的夢　想起飛……可是一直以來
我活得很辛苦　很辛苦　很辛苦
而且我知道
有更多人比我更辛苦　更加辛苦　更加倍辛苦

一種黯淡的沈重、一種無助的茫然，幾乎滲透在每一封信裡，每一封信裡又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

台灣，我們的台灣，怎麼會變成這樣？

二十一世紀初始的三年，我們看見了許多五十年來不曾見過的事情：最斯文的教師走上街頭遊行，最憨直的農民漁民上台北抗議，最苦幹的工人綁起白布條；這是士農工，而商，啊，商人不上街頭，他們用腳直接出走了，留下一棟一棟的空屋。在生活的挫折下，憤懣激進的人滿載汽油去撞政府大樓求同歸於盡，那膽小怯懦的便爬上高樓，帶著自己稚幼的兒女，一躍而下求一了百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不甘於貧又無力於富的人則鋌而走險，持槍行搶。

五十年不曾見過的更是執政者的清晰面目。戒嚴時代，統治者給我們看的是正氣凜然、威嚴莊重的面目；恐怖的迫害、權力的橫行，都在國家神話的幕後進行，我們看不見。解嚴之後的國民黨——我們畢竟聰明了一點——讓我們看見的是一副偽善牧師的嘴臉，嘴裡喊著民主與革新，手上做的卻是金錢與權位的交媾，復仇與奪權的鬥爭。跨進二十一世紀，我們心中又有憧憬；或許前面的人不善待這片土地是因為他們不把這裡當家，於是我們讓一個在鄉下長大的孩子「當家」，讓一個曾經看起來有道德勇氣反抗強權的政黨來執政。然而三年了，我們看見的，竟然仍是金錢與權位的交媾、復仇與奪權的鬥爭，唯一的不同是，從前或莊嚴或偽善的面具悍然卸下，權力的野蠻赤裸裸地攤開在陽光下，在我們的眼睛前，進行。政治人物面孔的醜陋，我們五十年來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見。

這三年中，政治淹沒了台灣。經濟議題變成政治議題——台商變成台奸；疾病議題變成政治議題——WHO聯合全世界來「打壓」台灣；生態議題變成政治議題——核四要用還沒有法源依據的公投來決定。這三年中，沒有政策，只有政治；當重大的「南進政策」提出之後，我們赫然發現，那僅只是為了造成元首出國的一時風光而製造出來的假政策。這三年中，引領國家前進的技術專業領域——不管是金融、經濟、工業、研究發展、文化，甚至學術，全面由意識型態「正確」者接管。這三年中，比從前更多的人相信自己的電話被國家竊聽。這三年中，只要是權力所需，執政者可以推翻民主程序，扭曲法律解釋，或者根本公然違憲。這三年中，只有選舉技巧的無休無止的賣弄，沒有靜水流深、穩紮穩打的執政；只有鞏固政權的措施，沒有鞏固國家的政策；只有權力的操縱，沒有責任的擔當；只有民意的短線盤算，沒有願景的長程擘畫。這三年的台灣，我們驚慌萬分地發現：只有眼前，沒有未來。

這三年中，我在公開場合上見到現任總統三次，都是上百、上千個文化人出席的重大場合。每一次他走進來，絕大多數的人都照樣坐著，沒有幾個人起立表示尊敬。他尷尬地走到第一排，尷尬地坐下。

是的，台灣是怎麼了？元首是國家的象徵，舉國寄望之所在，沒有哪一個文明的國家不為他的元首起立的。他的尊嚴就是我們的尊嚴；他的受辱就是我們的受辱。為什麼，為什麼最講究「禮」和「理」的文化人對我們的元首淡漠以待？

應該崇高的不再崇高，應該尊敬的無法尊敬 ——我悲傷地想著：那受到傷害的是他，還是我們心中曾有的夢？

我們這一代

十五歲的我住在高雄茄萣鄉，一間簡陋的，沒有廁所也沒有浴室的公家宿舍。牆壁長滿了壁癌，沒錢粉刷。晚上睡覺時，壁癌像麵粉一樣撲撲剝落，蓋得我一頭一臉。母親坐在地上結漁網，日日夜夜地結網，手上生了厚繭，有時候會流血。流血結網得來的錢，就拿去為我繳學費。每天清晨搭客運車，到台南女中上學。從茄萣經過灣裡、喜樹、鹽埕到台南，那條路千瘡百孔，雨後的坑可以大到摔一輛腳踏車進去。

今天成為總統的人，當年和我一樣，每天清晨從鄉下，顛簸在坑坑洞洞的鄉路上，到台南城裡去求學。

我們是在貧窮中長大的一代。他的長輩是困苦的佃農，我的長輩是流離的難民。我們這一代，站在台灣濕潤的土地上，承受著上一代人流離困苦的汗水淚水，在默不作聲但是無比深沈的愛中成長。越是貧窮，越是奮發。

一九六○年代，很多人離開這個島嶼，一去不回頭，政治的壓迫和文化的貧血使他們感覺窒息，選擇棄國。

而我們從懵懂少年轉為心中充滿正義、眼睛見不得黑暗的懷疑者。身邊失蹤的朋友，被逮捕的同學，遭沒收的書籍，國際上的節節挫敗，都促使我們開始思索台灣的前途，自己的未來。經過勝利路台南一中的操場，剃著光頭、穿著土黃色制服像士兵一樣的學生在軍訓教官的哨聲中踢著正步，太陽毒烈，塵土撲面。這，就是我們的未來嗎？踢正步的學生中有一個叫陳水扁的，鹹鹹的汗水流進眼睛，心中或許在問一樣的問題。

七○年代，上一代人的胼手胝足有了初步的收穫，經濟起飛了。我們在他們的庇護下上大學，留學；這「奮發」的一代一轉眼變成教授、律師、經理、總編輯、作家、企業家……懵懂的不滿、模糊的思索、蠢動的不安，在八○年代，明朗成尖銳的批判、熱情的號召和積極進取的行動。在一九九九年，我曾經這樣描繪那個年代：

八○年代是「最黑暗也最光明的年代。因為黑暗，所以人們充滿了追求光明的力氣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在黑白分明的時代，奮鬥的目標多麼明確啊。力氣、激情、目標明確——八○年代是理想主義風起雲湧的時代。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後，在『光明』中面對自我的黑暗，發現那黑暗更深不可測，我們才進入了疑慮不安的九○年代，世紀之末。」

八○年代，是我們這一代人開始養兒育女的時候。用盡力氣改變現狀，一方面因為心中有夢，擺脫過去的壓抑夢想建立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一方面因為心中有愛和希望，希望我們天真活潑的下一代在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社會裡長大。

然而九○年代帶給我們的，不是希望，是失望。官商的勾結更加嚴重，復仇，成為政治的核心動力，轉動所有的社會齒輪。族群之間愈撕裂、愈對立、愈聲嘶力竭，政客愈有資本。政治人物從歷史仇恨的把弄中極盡所能地賺取他要的利益。

我們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賣台」、「台奸」的指控成為嗜血的鞭子。「愛不愛台灣」、「是不是台灣人」取代了「有沒有能力」、「是不是專業」。不用腦思考，我們用血思考。文化的法西斯傾向，非但不被唾棄，還被鼓勵；部落式的族群主義，非但不被開導，還被強調。
　
被綁架的人民

獨裁者去了，平庸政客戴上民主的面具，囂張上台。因為有民主之名，他們做的任何事情都有我們的自動背書，我們的背書使他們理直氣壯。在九零年代裡，我們已經成了被政客綁架的人民。

進入嶄新的世紀，三月的鞭炮聲響，幾千年來第一次，在中華文化歷史上有人民的直選。身為台灣人，我們覺得可以驕傲；台南鄉下的孩子、南一中踢正步的少年、我們「奮發」的同代，成為領導人，令人欣喜。他的政黨也曾經有過燃燒理想的志士，雄才大略的高人，可以期待。

短短的三年，驕傲，變成焦慮。全民工作福祉指數降到十四年來最低，也就是說，大多數的台灣人覺得生活愈來愈不幸福。而同時，電視台開始播放統獨公投的宣傳片，宣傳以「新聞」的面貌呈現，只說獨立公投是人民權利，不提台灣特殊的處境，不提國際情勢的詭譎，不提兩岸關係的險惡，不提任何可能的後果。

短短的三年，欣喜，變成沈重。開放後的中國已經成為美日的最大進口國；日本針對亞洲各國所做的投資環境評比中，台灣是最後一名，比馬來西亞和泰國還要落後。而同時，台灣政府在製作「漢賊不兩立」的經濟政策，用意識形態牢牢圈住經濟。外交，以哄騙賄賂、黑巷交易的方式進行，不謀遠慮只求近功，結果是讓台灣人一次又一次地在國際上公開受辱。

短短的三年，期待，變成了幻滅
我們沒有國際觀。不去深入瞭解國際的複雜思維和運作，政府一心一意只想把我們在國際上的挫折擴大、加強，因為擴大加強了就可以對內製造更多的「同仇敵慨」，「同仇敵慨」最容易轉化為選票。

對攸關生死的兩岸關係，我們沒有策略沒有格局。唯一的策略是擴大加強中國的「妖魔化」；因為中國越是妖魔，越可以在島內製造大量的「同仇敵慨」，「同仇敵慨」，啊，最容易轉化為選票。

我們沒有歷史感。上一代人──不論是你的本省佃農還是我的外省難民──都曾經彎腰灌溉這片土地，都曾經把淚水汗水滴進泥土裡，都曾經用默不作聲但無比深沈的愛將我們養大，但是我們對他們不是清算就是忽視，清算或忽視的標準，就看統治者權力的需要。

我們沒有未來擔當。選票永遠鎖定眼前利益，至於經濟、教育、文化、環境、海洋資源的長程規劃，帶不來立即的選票和權力，就不是施政的重點。下一代將面臨一個什麼樣萎縮無力的台灣？讓下一代去承受。

我們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賣台」、「台奸」的指控成為嗜血的鞭子。「愛不愛台灣」、「是不是台灣人」取代了「有沒有能力」、「是不是專業」。不用腦思考，我們用血思考。文化的法西斯傾向，非但不被唾棄，還被鼓勵；部落式的族群主義，非但不被開導，還被強調。

我們沒有執政黨。由於是少數政府，權力不穩信心不足，奪權成為念茲在茲的核心思維，國家施政淪為游擊隊式的出草。

我們沒有在野黨。五十年的享有權力使人肥大懶惰，反應遲鈍；失去權力之後也提不出任何新思維新政策，看不出任何新擔當新格局，他們只是看準了被綁架的人民沒有選擇，或許不得不把原來肥大懶惰的地主重新請回來。他們似乎完全不記得，當初為何被人民拋棄。

是什麼樣的歷史規則，是什麼樣的領導，使二十一世紀的台灣變成一個沒有國際觀，沒有歷史感，沒有未來擔當，沒有理性思維，執政者荒誕、反對者低能的社會？

我們一同走過五○年代的貧窮與恐怖，六○年代的蒼白與摸索，七○年代的奮發與覺醒，八○年代的努力與追求，九○年代的懷疑與失望，在二十一世紀初始──上一代人漸凋零，下一代人還青澀，我們所面對的，竟然是焦慮、沈重，以及夢想的，徹底幻滅。

這三年的荒誕，絕對不僅只是眼前的執政者所造成的。徹底幻滅是由於我們終於認識到，啊，原來換了領導人是沒有用的，即使是一個所謂台灣之子，因為權力的窮奢極欲藏在每一個政治動物的血液裡，不管他來自浙江奉化還是台北芝山還是台南官田。原來換了政黨是沒有用的，因為政黨奪權時，需要理想主義當柴火燃燒，照亮自己；一旦得權，理想主義只是一堆冷敗的灰燼。原來換了體制是沒有用的，因為選票只不過給了政客權力的正當性，權力的正當性使他們更不知羞恥，而選舉，使極端的短視和極端的庸俗堂而皇之成為正統價值，主導社會。

是因為這難以承受的幻滅，使得濟濟一堂的文化人不願向元首起立致敬嗎？
而我們追求了整整半個世紀的夢想──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就在我們的焦慮、沈重、幻滅中從此放棄了嗎？路，怎麼走下去呢？　

文化的「精神分裂症」

有一年，十歲的孩子從學校回來，興沖沖拿出剛發的新課本給我看。攤開一張地圖，是我們這個不到兩萬人口的德國小鎮。母子兩個用手指在地圖上游走：這是孩子撩起褲腳抓野鱒魚的小溪；這是常去爬的狐狸山，海拔三百公尺；這是離家五公里的池塘，我們曾經在池塘邊撞見過一隻低頭喝水的野鹿。

孩子繼續尋找他熟悉的一草一木，我卻驀然難過起來。十歲的我，我們，可從來沒看過我們的村落地圖。課本上教的是偉大的長江黃河、壯麗的泰山長白山，我們從來沒見過也無從想像的地方。自己游泳釣蝦的河流，躲藏玩耍的山頭，曾經一跤摔進去濕淋淋爬起來的池塘，卻都是沒有名字的；或者說，從來不曾在課本裡、地圖上，看到過自己的腳真正踩過涉過的山頭和溪流。

我們是這樣被教育的：別人的土地，假裝是自己的，自己的土地，假裝它不存在。土地其實就是民族記憶，所以我們腦子裡裝滿了別人的記憶，而自己活生生的記憶，不是自己瞧不起，就是不願面對，也不敢擁抱。

這是強權統治所造成的一種集體文化精神分裂症狀
當我們終於可以擁抱自己的時候，我們死命把住自己的土地，把它神聖化，獨尊化，圖騰化，絕對化，要它凌駕一切，要所有的人對它宣誓忠誠，對它低頭膜拜。我們非常霸道，因為我們不平衡──受了創傷的人不容易平衡。二二八的殺戮，白色恐怖的迫害，講閩南語要處罰的侮辱，統治者文化優越感的盛氣凌人，是我們心靈上一道一道的疤痕。疤痕仍隱隱作痛，使我們自覺有霸道的權利。

同時，我們急切地想把疤痕去掉，徹底去掉，卻發現，那每一道疤痕都已經是自己身體的一部份；要去掉，必須把肉刮掉，刮肉，意味著更大更深的傷口，更多未來的疤痕。

「本土化」天經地義

其實每一個民族都有他歷史的創傷和疤痕──中國的文革，日本的長崎廣島，德國的第三帝國。如何從創傷痊癒，得回健康的體魄、平衡的心靈，要看那個民族有多高的生存智慧、多厚的文化底醞。台灣人的深深長進肉裡的疤痕，是「中國」。面對中國，對岸那個巨大的霸權帝國，還有我們心中肉裡的中國，我們還在受虐受苦。我們像一個重症的精神病人，緊緊地與自己的影子格鬥、糾纏，想用撕裂自己的方式來解放自己。

政治人物的可惡與殘忍就在於，他非但不提出痊癒的療法藥方，讓民族心胸擴大，休養生息，他還設法加重糾纏與撕裂，從矛盾和對立的膿瘡中擠出權力。解嚴十六年了，我們的將士仍在迷惘地問，「我們為誰而戰？ 為何而戰？」投資大陸的企業家很困惑，「我是英雄，還是叛徒？」十八歲的少年仍在痛苦，「我是台灣人？中國人？我是什麼，我是誰？」

走過五十年的日本殖民，走過五十年蔣氏國民黨的統治，面對中國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台灣人要認同什麼？台灣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什麼？「中國」這個元素，在我們的認同和文化認知裡，應該放在哪裡？

台灣必須「本土化」，是我們天經地義的權利。十歲的孩子拿回家給母親看的應該是自己村落的地圖，地圖上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他都認識。他應該和母親用清晰好聽流利的母語談學校的事情。他應該熟悉台灣的歷史，不只是先民的開墾史、國家政治史，還有村落史、火車史、河流史、文學史、美術史，他應該熟悉台灣這個島嶼像他熟悉自己的一只秘密抽屜。孩子首先要認得自己的腳踩在什麼土地上；濁水溪先來，長江黃河尼羅河密西西比河，可以等。

可是「本土化」沒有這麼簡單。因為，請問你，「本土」是什麼？
除了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閩南文化之外，第一個進入我們念頭的，是被漢人趕到山裡去的原住民。所以在認識偉大的玉山之前，對不起，那根本就不叫玉山。請你捲起舌頭跟我說，「pa-tton-kan」。這是曹族語。

第二個，是客家人。客家人說，我們說的不是閩南語，所以，請你不要把閩南語稱為「台灣話」。我們說的也是「台灣話」。

第三個，是馬祖人。馬祖人為台灣島的安全與繁榮付出了四十年的痛苦代價，有點激動地說，我根本不是台灣人，而且說的是你們所有的人都聽不懂的閩北話。說吧，你們把我算什麼？

第四個，是浙江人、山東人、湖南人、四川人、上海人、雲南人……這些人離開他們的母親時，身高還不如一支步槍的長，五十年的生命付給這個島嶼。他們南腔北調，如今垂垂老矣，他們的孩子，多半已不知「母語」為何物，也從不曾要求有「鄉土教學」。

第五個，是越來越多的新住民，來自越南、泰國、印尼、中國各省。他們與台灣人結為夫妻，在這裡生兒育女；每一個母親都對她們懷中的嬰兒講自己家鄉的童話，用自己的語言唱熟悉的兒歌。她們正在栽培一種新台灣人的出現。

蔣氏國民黨所帶來的大陸中原文化沙文主義像一片厚厚的黃沙覆地。本土化是把黃沙吹開，讓深埋土裡各種各樣的小花小草得以透氣，自由舒展。但是本土化絕不是閩南化；我們不能只看見自己身上的傷痕。二二八、白色恐怖固然慘痛，原住民失去大地失去森林的傷，不深嗎？我們償還了嗎？金門馬祖人被歷史凍結的傷，不重嗎？我們彌補了嗎？外省難民流離失所、天涯永隔的傷，不慟嗎？我們又給了什麼慰藉？本土化是反抗中國文化的沙文主義，但絕不是讓另一個文化沙文主義來取代。

喊「去中國化」口號的人，把重點放錯了地方吧。「反抗中國文化沙文主義」，要「去」的不是「中國文化」，是「沙文主義」。我們反對蔣家政權對台灣本土文化的壓抑與漠視，我們更無法忍受中共的自我中心大中國思想，但是這兩者都是人的態度使然，而不是文化本身的問題。

中共不等於中國，「本土化」不等於「去中國化」

好，「反抗中國文化的沙文主義」，那麼本土化等不等於「去中國化」？

請先告訴我什麼叫「去中國化」
是把歌仔戲中的劇目——陳三五娘、目蓮救母、中山狼、狸貓換太子……全部去掉嗎？是把媽祖信仰——宋朝的林默娘去掉嗎？是把龍山寺裡的朱熹和華陀去掉嗎？是把唐詩宋詞三字經去掉嗎？是把草藥針灸去掉，把太極拳禪宗去掉，把舞龍舞獅去掉，把祭祀、掃墓、春節中秋去掉嗎？是把門楣上的「潁川」、「隴西」刻字去掉嗎？是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孔子思想去掉嗎？是把端午節的屈原和白素貞去掉嗎？是把故宮裡的世界珍寶去掉嗎？是把福建來的閩南語去掉嗎？是把漢字書寫去掉嗎？

這些都「去」掉以後，我們還有什麼呢？
喊「去中國化」口號的人，把重點放錯了地方吧。「反抗中國文化沙文主義」，要「去」的不是「中國文化」，是「沙文主義」。我們反對蔣家政權對台灣本土文化的壓抑與漠視，我們更無法忍受中共的自我中心大中國思想，但是這兩者都是人的態度使然，而不是文化本身的問題。有人拿起石頭打你，你憤怒的對象是那人，不是那石頭。石頭本身是無辜的，它也可以是房屋棟樑，是堤防建材，是庭園山水，是深山璞玉。就如同對於日本的五十年殖民，我們要批判的是日本文化的沙文主義，不是日本文化。

我們真正應該呼喊的，不是「去中國化」，是「去沙文化」
洗澡水用過髒了，得倒掉，但我們不會把盆裡的嬰兒連髒水一起倒掉。國民黨令我們反感，共產黨使我們厭惡，但是，國民黨加上共產黨並不等於中國。兩個黨不到百年，中國卻有五千年的歷史。你不能把百年的細微泡沫當作五千年的深水大河。給我們帶來巨大威脅的中共，也不等於中國。他只是中國一個暫時的管理員，充其量是將來的史書上一個小號字體的備註。中國，也不等於中國文化。國，只是一個政治組織，像有限公司、株式會社、財團法人一樣，一個管理結構。一個管理結構如何涵蓋或代表一個民族深遠浩大的文化——他的藝術創作、哲學思想，他的神話與信仰、革命與復興、創造與傳承，他靈魂深處的感情與記憶？

黨，不等於國；
國，不等於文化；
中共，不等於中國；
中國，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嬰兒與髒水不能劃上等號，更不能閉上眼睛一起倒掉。

中共的蠻橫與霸道激起我們的憤怒與恐懼，這憤怒與恐懼又因我們的政客操弄而加劇，使我們「抓狂」，「去中國化」的低智邏輯於焉而起。我們忘記了：憤怒與恐懼的不只是我們，還有無數的中國人，包括新疆的回民、西藏的藏民、還有那冤屈不得訴、志向不得伸、渴望不得流露、思想不得發表的千千萬萬的中國人，那坐在陰暗的牢房裡無名無姓看著自己牙齒一個一個掉光的中國人。這些人不是我們的壓迫者，他們和我們一樣在掙扎受苦，可能比我們還要辛苦，但是他們是「中國」的一部份。

吳儀和中共官僚對台灣人說「誰理你們」那副顢頇自大的嘴臉，不是「中國人」的嘴臉，是「霸權者」的嘴臉，他不只用這種野蠻的態度面對台灣，他用這種嘴臉面對所有的弱勢者，尤其是他自己的人民。共產黨也不是中國文化的必然產物；我們都知道馬克斯是德國人，列寧和史達林是俄羅斯人。對於中國，共產黨是百分之百的「外來政黨」。我們怎麼能夠只看見中國的強權，看不見中國的弱勢；只看見中國的國家機器，看不見那絞在機器裡流血流淚的人；只看見中共，看不見中國；只看見他虛假造作的政治，看不見他深邃綿密的文化與歷史？我們什麼時候變得如此頭腦簡單了？

台灣是中國文化的暗夜燈塔，中國文化是台灣的珍貴資產

那深邃綿密的文化與歷史，並不只屬於中國，它也屬於我們。是的，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份，就比如心臟是人體的一部份一樣。我們不但不應該談「去中國化」——因為去了心臟還有自我嗎——我們還應該與中國爭文化的主權，應該理直氣壯地對中國、對全世界說，真正的中國文化在台灣；中國傳統文化再造的唯一可能，在台灣；漢語文化的現代「文藝復興」最有潛力發生的地方，在台灣。

比起香港新加坡，台灣的漢語文化底醞厚實得多。比起北京上海，台北更是一顆文化夜明珠，幽幽發光。第一，它不曾經過馬克斯主義的切斷與文革的摧殘，因此和自己的文化傳統沒有巨大的撕裂。連日本人的統治都不曾斷掉台灣人組織漢文詩社、送孩子上私塾的人文傳統。隨著蔣介石來台避秦的知識份子也帶來五四以下一脈相傳的知識氣質。民間的宗教信仰、風俗儀式以相當完整的面貌傳承薪火。第二，經濟的發達、教育的普及使得台北有了北京上海都還不夠成熟的市民社會。中國的傳統價值在這裡與現代化接軌，忠孝仁恕與公民道德碰撞揉合，產生出華語世界中市民自主意識最高的城市。第三，自由是創造力的必要條件。台北，不同於新加坡香港、北京上海，它沒有不能出版的書，不能唱的歌，不能展出的畫，不能發表的言論、不能演奏的音樂。它是華語世界中創作最自由的城市。第四，沒有一個華語城市比台北更豐富多元。原住民之外，中國三十五個省份的人，三十五種不同的文化，加上西藏蒙古，濃縮呈現在一個小島上，像一個色彩鮮豔的調色盤。它是華語地圖上的紐約。

TAIWAN？是的，不必扭捏作態改稱它為「福爾摩沙」；我們可以萬分篤定地說，它是另一種中國；你要看一個更純粹，更細緻，更自由活潑，更文明、更人性的中國文化嗎？你必須到台灣去，不是北京上海，不是西安杭州。我們要在國際上生存，唯一的辦法是讓世界看見：傳統中國文化在中國也許被專制落後和老大帝國的劣根所困，在台灣民主自由與現代理性的環境中卻能異樣地煥發燦亮，生命力充沛。這就是「台灣特色」。為什麼高行健的作品只能在台灣出版？為什麼雲門舞集只能在台灣發生？中國文化是台灣在國際競爭上最珍貴的資產，我們搶奪都來不及，遑論「去」！

那麼國家認同呢？誰說爭取國家認同必需消滅文化認同？瑞士是個徹底獨立的國家，但它的德語人口並不因為歌德、貝多芬、托馬斯曼是「德國人」而不去擁抱。反而，當德國變成一個醜陋的霸權，小小瑞士就成為德語文化的暗夜燈塔。我們可以反對中共，可以拒絕中國，但是中國文化，或者說漢語文化，對不起，那可不專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它也是我們安身立命之所依。而且，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國文化的破壞紀錄來看，我們可以大聲地說，台灣就是今天中國文化的暗夜燈塔。

過去歷史的傷痕使我們痛，今天中共的壓迫使我們憎，但是所有的傷痕都在我們的心臟上，挖掉自己的心臟是精神病人瘋狂了才做的事。對付異族的入侵，我們或許可以用減法，譬如抗日時高喊「去日本化」；同文同種的相煎操戈，不可能用簡單的減法，因為一減一等於零。越是強大的敵人，越是需要深沈的智慧去面對。除了減法外，加法、乘法、除法、複雜的函數，我們不是沒有學過。

如果為了對抗敵人，我們把自己變成一個歇斯底里、全身痙攣的迫害狂或被迫害狂或文化法西斯，除了「中共」兩個放大成夢魘一般的字以外全世界都看不見，這場仗，不打也罷。我們的下一代，已經因為無法忍受這認同的精神分裂、這政治的潰爛不堪，而選擇冷漠，或者出走。中國不必動武，我們已經被自己的瘋狂打敗了。

人民素質是夢想的基礎

威瑪共和在一次大戰後的德國存活了十四年，十四年中換了十七個內閣，多次的政治暗殺。美國史學家分析威瑪共和敗亡的原因，是「謀殺、痼疾、自殺」的綜合結果。謀殺是國外的強權勢力，痼疾是本身文化中無法應變的慣性思維，自殺，則是當時政黨的惡鬥、政客的操弄、人民理性思考的喪失。威瑪完了，希特勒上台，德意志民族的浩劫開始。

我無意將台灣比威瑪，但是我看見相似的歷史元素：外力「謀殺」的威脅、本身「痼疾」的無力擺脫，更明顯的是「自殺」的傾向，脖子上纏著權力鬥爭的繩子，毀滅在所不惜，愈纏愈緊。

或許我們都太急了。政客是每天都有的，只要有肉，就會有蒼蠅。政治家，卻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先要有負責任、有見識的公民，才會有負責任、有見識的政治家。一代一代政治家的彼此切磋薰陶，風行草偃，三代之後，才會有心胸開闊、眼光遠大，有智慧有擔當的大政治家的出現。我們現在在哪一個階段呢？兩千三百萬人中有多少負責任、有見識、不被愚弄的公民呢？

幻滅之後，其實又回到根本：人民的素質是所有夢想的基礎。政客不可寄望；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華語世界的夜明珠，我們只能把夢想默默地放在每一個人自己的肩膀上，繼續扛著向前走。【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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